王利华：应尝试建立一种生态学的近代叙事(2)

作者:网站采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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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人们将会发现，近代中华民族不只遭受“三座大山”的残酷压迫，而且背负资源匮乏、生态退化的沉重压力；进而发现，大清王朝走向土崩瓦解，古老中国

人们将会发现，近代中华民族不只遭受“三座大山”的残酷压迫，而且背负资源匮乏、生态退化的沉重压力；进而发现，大清王朝走向土崩瓦解，古老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，既是空前未有的社会危机，也是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，两者形成恶性耦合和叠加；人们还将发现，在辽阔山川大地、海陆疆域上发生的几乎所有近代中国故事——不论民族觉醒、政治革命、经济变迁还是社会转型、文明更化、精神重塑……都直接或间接关联着广泛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并非寂然不动的僵硬舞台，许多自然要素和环境问题曾经能动介入、参与了近代历史故事情节。

自然环境的基本面貌、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结构性要素的显著变化，是近代环境史叙事的基础内容。气候、土地、河流湖泊、森林草原、野生动物等各种结构性的生态系统要素，农区、草原、渔场、城市、港口、工厂、矿山等各类生产场所、生活空间的景观变化，自然营力、人类活动和两者协同作用造成的水土流失、沙漠扩张、生物入侵、物种减少、能源短缺、环境污染、水旱灾害、火灾矿难、烈性传染病……各种生态破坏和环境灾害，都有许多需要讲述的故事和值得探究的问题。由外国列强通过武力侵略攫取各种特权，疯狂掠夺和无耻盗取中国宝贵的矿山、森林、珍稀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；唯利是图、贪得无厌的洋人、官僚、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，都对中国山川大地和万物生灵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；在战争、灾害、疫病等重重打击下，近代中国深陷经济与生态双重贫困。

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变迁，既具有内生的动力，亦缘于一系列外源性因素的刺激、碰撞和嵌入。从世界范围看，中国近代正值第一、第二次科技和工业革命时期（从蒸汽机到电气化）。那时，化石能源逐渐替代生物能源成为驱动社会运行的主要能量基础；资本家、雇佣工人、新式企业和大机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，不断瓦解并取代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；汽车（公路）、火车（铁路）、轮船（港口）和电灯、电报、电话、电唱机等改变物流、旅行、通讯方式，改变天空、大地、江海景观，甚至颠覆时空观念和情感模式；自来水、抽水马桶和城市供排系统，则启动至今仍难评估其巨大而深远生态影响的新陈代谢革命。诸多“现代性”因素相继辏集，协同驱动生态环境加速变迁和人与自然关系全面重塑。

近代环境史研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若干问题

怎样展开近代环境史研究

举例来说，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变迁，除人口、产业、资本、技术、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外，自然资源、环境条件、生态压力都是很重要的支撑、塑造或者阻滞、胁迫力量。相信随着相关研究持续深入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前置性和基底性都将得到确认。

三要采取全球历史视野探察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生态关联。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包括不断增进的生态关联。进入近代，在众多“现代性”因素共同作用下，曾经被大洋、荒漠和高山严重阻隔的中外生态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：由外而内，更多种类的动物、植物及其培育品种，更多“洋货”，还有细菌、病毒，随着人流、物流不断扩大而加速传播，进而造成社会生态影响；由内而外，虽然丝绸、茶叶等传统产业优势相继被日本、印度侵夺，但更多产业如棉业、烟业、蔗糖业、林业、矿业……不断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。此时，较之伦敦茶馆，纽约股市和东京期货交易所对中国城市、乡村、森林、矿山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显著。所有这些，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，而是广泛且紧密地关联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、能量流动、信息传递和社会-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。

近代环境史研究既是为了追溯当今环境问题的近代根源，历史理性地认识现实生态危机，也是为了重审、重构社会历史，揭示自然环境如何为近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运动设置舞台、提供条件和造成限制。

文章来源：《家畜生态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jcstxbgw.cn/zonghexinwen/2022/0527/708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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